专委会动态┃《公司法》修订后,带来了哪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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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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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通过新修订的公司法并定于2024年7月1日起实施,此次公司法修订自2021年12月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以来,历经四次审稿,历时两年之久。即将迎来2024年新年之际,这部商事领域的重要法律修订最终尘埃落定,全国人大给一众法律人送来新年大礼包,开启全新学习的一年。市律协公司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浩天(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天江也在这迎新之际跟上步伐,认真学习新修《公司法》后将一些学习心得行文如下:

IMG_256一、体例微调,整体结构变化不大

本次《公司法》(下称:新修版)相较《公司法》(2018版)(下称:18版)而言,体例变化并不大。新设第二章“公司登记”及第七章“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18版单列的第二章第三节“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特别规定”,第四节”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别规定”被取消。

新设“公司登记”一章,18版总则部分关于公司登记的相关条款(如18版公司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九条等)被提炼、简化、整合形成新的“公司登记”一章,并增加了公司登记内容、公司变更登记程序、登记信息公示等内容。

新设“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一章,将原“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别规定”内容吸收,在原有的“国有独资公司”的基础上增加了“国有资本控股公司”,扩大了特别规定的适用范围。

取消“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特别规定”系将该种公司形式的规范纳入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统一规范,虽然没有单节规范一人公司但在第二十三条第三款仍然强调一人股东公司的股东在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自己财产时,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该问题仍然值得关注。

公司法属于私法领域,越来越重视公司的自治,而减少行政的干预,行政机关更多起到登记、公示及监督等职责,单列公司登记一章强调了规范公司的重点。我国系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出资公司是市场中重要的角色,单列一章也可以看出其重要性,同时将原有的国有独资延展至国有控股,能够更全面的进行规范。

IMG_256二、创设新规范,为实践难题提供解决之道

本次公司法修订中创设了一些新规范,笔者认为这些规范将能很好解决了一些实践难题。

(一)完善法定代表人的规范制度

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的身份,董事、经理则是公司的一种职位,二者有一定区别。18版公司法规定董事长、执行董事及经理等职位的人员有资格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对于法定代表人没有更多的规定。此次修订则增加了法定代表人辞任董事或经理等职务时一并辞去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内容,避免职位和身份区别所带来实践中法定代表人变更障碍。

实践中存在利用法定代表人身份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修订前因为没有明文规定法定代表人的责任,只能通过法定代表人的董事长、经理等高管职位进行追责,但董高追责受限于法律明文明确的范围并不当然涵盖以法定代表人名义的损害行为,也会有所疏漏。因此新修版公司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确定了法定代表人的履职过错责任,更好的规制了法定代表人行为。

(二)公司资本制度的细化

新修版公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认缴出资应在公司成立起五年内缴足,第五十一条规定了董事会追缴股东实缴出资的法定责任,第五十二条规定了未按期实缴出资股东的失权,这些条款都很好的丰富了公司资本制度,更好的保障公司及公司利益方的权益。

2013年公司法修订时将公司注册资本从实缴制改为认缴制,该调整有力促进经济活动中公司的数量及活跃度,为推动经济发展贡献了很大的力量。但通过近十年的实践,也能发现很多公司资本因认缴期限问题迟迟不能到位,受出资期限信赖利益保护,出资加速到期的适用严格等原因影响。公司债权人向股东追究出资责任时的困难重重,既增加债权人的维权成本也增加了市场稳定性的风险,反而不利于公司及市场的健康成长。笔者认为正是这层原因,立法者增加了认缴期限五年的限制,做了一个平衡。

18版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了股东出资义务及未按期出资的后果,但是缺乏追缴出资的责任人,实践中对公司资本也欠缺保障。因此,本次公司法修订明确将董事会作为向股东追缴出资的责任主体,在责任的趋势下将有利于促进董事会及时行权履职,保障公司及债权人的利益。

更进一步,此次修订还明文规定股东未实缴出资后将面临失权后果。修订前,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时可以依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之规定通过股东会决议解除股东资格,但对于履行了部分出资义务的股东并不能够直接除名。新增的五十二条填补了这个不足,规定可以根据股东未缴纳出资的股权发出失权通知,这是解除股东资格和股权失权的重要区别,对股东仅履行部分出资义务时可以有效规制。并且无需通过股东会进行,由董事会决议即可发出失权通知,把解决该问题的重心从股东会转向董事会,将更有利于法律规范得以执行。

新修版第五十四条还规定了具备条件的债权人可以直接要求未届出资期限股东的出资加速到期,法律选择保护债权利益而非股东的期限期待利益,这一改变将更有利的保护债权人利益。

(三)加强中小股东的保护措施

首先是对于股东知情权问题,新修版公司法第五十七条将会计凭证确定为股东可查阅的范围,更利于股东了解公司的财务情况的真实性。同时该条第四款将查阅范围扩展至全资子公司有关资料,扩大股东知情权范围,避免公司股东受公司主体的限制,无法核实实际开展业务活动的子公司的情况,从而获知公司真实的财务及经营状况。

其次是新修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将股东代表诉讼也延伸至全资子公司,同样突破公司主体的限制,让股东能够参与维护真实开展经营活动的子公司利益,从而维护公司及自身合法权益。

再次是新修版公司法第八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在控股股东滥用权利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时,其他股东有权要求公司对其股东进行回购,增加了非控股股东的退出机制,更利于保障他们的权益。

(四)明确股权转让中公司的法定责任

股东转让股权时是两位股东间签订转让合同,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又必须公司的参与。受让股东在公司未能办理股权登记时,因公司既无法定责任也无约定责任,即使不予配合也难以要求公司直接承担责任。解决办法只能通过向转让股东追责,督促该股东协调公司完成股权转让事宜,该种间接模式当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新修版公司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股东转让股权后变更股东名称及变更登记的流程及公司责任,赋予公司在股东股权转让中直接的法定责任,毫无疑问将简化股权转让的流程,降低此类活动的纠纷风险。

IMG_256三、新修版公司法带来的公司法理论及思维变化

本次公司法修订,笔者认为除了解决不少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难题,同时也是一次公司法理论及思维的革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法理念得到更多运用

虽然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在探讨公司法时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是受“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影响,所有权及经营权分离的践行并不理想。“股东会中心”的影响下,股东们会认为公司就是我自己的,通过股东会对公司发号施令,往往董事会形同虚设而失去其本身作用。同时法律也缺乏对股东滥权的归责条款,股东会决议损害到公司、公司利益方权益时难以向股东追责,更容易导致股东利用公司独立人格损害公司外部利益方的权益。基于前述弊端,公司法理论及实践中发展出了“董事会中心”。

“董事会中心”下更强调公司董事会的作用及核心地位,从而更能够保障公司的独立性,特别是一些职工董事、外部董事的加入,董事会意志不完全是股东意志。当然赋予董事会更高职权的同时,也需要增加对董事会的约束,比如赋予董事更高信义义务,设置更有效的监管措施,避免董事们利用其职权损害到股东及其他利益方,从而平衡好各方权益。

我国自1993年出台公司法后经过多次修订/修正,这个过程也不断揉进“董事会中心”的思想及内容,但整体还是以股东中心主义为核心。此次修订,“董事会中心”内容又在不少条款中得以体现。

赋予董事会及董事在诸多事务上更高的责任,如五十一条追讨股东认缴出资、五十三条追讨股东抽逃出资、第二百一十一条利润分配给公司造成损失情形等。

强调董事的勤勉义务,如第一百八十二条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

直接取消经理法定职权,经理按照章程及董事会授权行使职权,让经理更多听命于董事会行事而非来源于法律职责,更好的成为董事会决策的执行者。

打破股东会下设董事、监事的三元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引入欧美公司体系中的审计委员会制度,在第六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一条中规定,可以设置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的行事监事会职权而取消监事会及监事的设置。

以上无疑都是为增强董事会的职权且减弱股东会对公司的影响而制定的法律基础,可以让“董事会中心”的理念在实践中得以实施。

(二)重视商事外观主义,加强对“善意相对人”保护

    所谓商事外观主义,指商行为人对法律上视为重要要素外部要件事实的信赖,为法律行为而设立、变更和消灭法律关系时,直接依据法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外观事实要件,判断法律关系的效力和决定责任归属。由于公司法属于私法,公司行为具有较高的意思自治,同时很多决策及经营活动都限于内部,本次修订时多处提到“善意相对人”的保护问题,强调了商事外观主义给公司带来的后果。

新修公司法第十一条规定“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对法定代表人职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宣告无效、撤销或者确认不成立的,公司根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公司登记事项未经登记或者公司章程对董事会职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未经变更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公司章程对董事会职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相关规定都是基于商事外观主义原则保护善意相对人的权益,也对公司加强内部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重新审视公司的性质

按照惯常的理解,公司系由股东出资并所有,当然要侧重保护股东的利益,所以在“股东会中心”主义的背景下立法会更倾向于股东利益保护而忽略其他利益方。随着公司价值理论的发展,公司基于法律赋予的独立人格,在市场中的重要角色,不能简单的把它归属于股东所有。股东的资本当然很重要,但也只是组建公司的要素之一,公司的债权人、职工、客户等均是公司有效存续及发展的重要要素,公司不再属于股东私人所有而更应该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

因此随着公司理论的发展,公司治理探讨的问题不仅仅是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权利的平衡,还需将其他利益方纳入考虑的范畴。

本次修订版公司法第二十条将“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应当充分考虑公司职工、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即具有重新审视公司性质的特征,要求公司应兼顾职工、消费者及社会利益,当然关于倾向保护债权人利益的条款分散在诸多条款之中。由此可见,我们在处理公司问题时,不能再局限在股东意志的实践,还应充分考虑到其他利益方的权益的平衡。

IMG_256四、部分司法解释内容上升为法律规范

新修版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关于程序轻微瑕疵未对决议产生实质影响的情形不导致撤销后果、第二十七条决议不成立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决议无效、撤销后不对善意相对人产生影响等内容在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中进行了规范,此次修订将相关内容从司法解释提升至法律规范的地位。

新修版公司法第四十四条关于公司设立过程中股东从事民事活动的法律后果,该问题在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中已有规范,同样在此次修订时进行了法律规范的提升。

前述问题已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司法解释得以适用,大家并不陌生。未来需注意追溯法源时应延伸至公司法而非停留在司法解释,伴随法律修订相信相关司法解释也会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公司法修订的内容十分丰富,不是一篇短文所能涵盖。笔者仅是结合自己以往对公司法的学习经验将关注到的一些问题抽出进行粗浅分析,受限于自身学识难免存在理解不当或偏颇之处,还望多多指正。

编辑丨王  欢  曹亚男   校对丨袁  恋审核丨 欧阳宇彤  朱之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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